当谈到女性个体的「处境」，我们在谈什么？

文｜ TOP HER · 2021年2月26日

排版 |韩艺

2020年是性别议题被空前关注的一年，拉姆、鲍毓明、N号房、廉价卫生巾等事件让曾处于暧昧与边缘状态的女性权利进入大众视野，这些话语符号的传播昭示女性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也预示2021年有关女性议题的讨论将继续延宕。

年初，郑爽张恒代孕争议曾一度登上微博热搜，虽然不乏对生物伦理与代孕产业的讨论，但大部分舆论仍深陷于对女方弃养的道德谴责，男方在生育与女性的惯常绑定中得以隐身。与之不谋而合的是，张碧晨未婚生子事件中，“完全不知情”的男方在女方孕期缺席，也得到了普遍的理解与宽容。舆论像一块棱镜折射出生育与性别、阶级的复杂关系，但也隐匿了另外一条逻辑：男性被允许在生育中开小差，而投身爱情并承担好「母职」则是女性最有价值的主体性行为 ——这窄化了女性作为人类个体的存在价值。

社会与资本对女性的钳制不仅体现在已有的生育机制中。“独立女性”被推向一个又一个消费主义陷阱，她们更要同时兼顾事业与家庭才能称之为成功，甚至出现了“独立女性该不该收彩礼”的追问，这无疑是对原本在婚姻中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马金瑜事件中，人们难以想象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记者也不能摆脱家暴，舆论游走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与怀疑女方炒作赚钱的两端，而忽视马对事业的不舍以及贫困地区女性反对暴力的艰辛。我们不难发现，在讨论女性议题时，极理中客的评判总是连带着对女性个体处境了解的贫瘠。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图片来源：三辉读书

这种贫瘠正在影响两性间的对话。杨笠对性别议题的吐槽被污名为“激化性别对立”，脱口秀式的冒犯本应引发的男性自嘲与反思式微，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女性创作的贬抑。好在女性并未因此失语，《你好，李焕英》、《气球》、《送我上青云》等影视作品的口碑已验证了大众对女性故事的强烈需求，女性自身需要被书写，那是一个应该区别于男性话语的、真实的反应女性个体处境的、“以女性为载体的命运故事”以及「在场」表达。

3月6日，TOPHER联合红板报、全现在、FIRST青年电影展将在CHAO Art Center 北京 CHAO 艺术中心 ，以“关注女性个体，聚焦她的故事”为主题，发起「她·在场」为名的线下沙龙&影展活动。我们邀请了关注女性议题的创作者、媒体人，以及女性从业者，从不同的经历与生命体验出发去讲述「她」的境遇，关照女性议题。沙龙包含三场圆桌：「在场·她的故事」、「在场·话语即权力」、「在场·她更自由了吗」，分别探讨女性经验/叙事、被抑止的女性创作，以及通往女性精神自由的道路。

本次活动嘉宾，包括：鲍某某涉嫌性侵养女案律师吕孝权，全国首例跨性别者就业歧视案律师王永梅，性别议题专家李思磐，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创始人梅若，《谷雨实验室》出品人杨瑞春，《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雷磊，《不合时宜》主播谢若含，内容创作者姜思达，编剧弦子，科幻作家王诺诺，关注女性议题的导演德格娜、傅晓雨、伊克拉木，以及首饰设计师管婴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