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她力量 | 余双庆：从艾滋病到基因药，她要把中国基因药价降下来
她们每天面对复杂的生物个体，
她们每刻都是精准的生命未知数，
她们明白回归生命的本质，
基因“她”力量
她们各不相同。
第二期，
我采访了余双庆，
免疫学博士、
五加和基因科技副总经理。
余双庆，同济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业，毕业后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本来她想做肿瘤病毒研究，机缘巧合转到了艾滋病领域，从此师从中国艾滋病病毒发现者曾毅院士，跟随他做了15年艾滋病疫苗研究。2016年，余双庆加入五加和公司，任副总经理，负责基因治疗药物的研发和基因药物CMC平台建设。
五加和是一家致力于为基因治疗和细胞治疗领域提供符合GMP标准的病毒载体研发生产服务（CDMO）的企业，其业务涵盖了从前期药物设计、工艺开发、中试生产到未来商业化生产的全产业链服务。
余双庆很喜欢分享这样一则故事：她还未加入五加和前，10年前，一位临床医生发现一些眼科罕见病症状，眼底的基因突变会导致病人慢慢失明。如果早期把这些基因突变补偿进去，可以阻止病情发展，让视力不会进一步恶化。
10年前，基因治疗领域经历了一些挫折，医疗界正处在犹豫观望的阶段，但那位勇敢的医生还是决定试一试基因治疗，他需要找到国内做病毒载体药物设计和生产的专家合作，找来找去发现只有五加和团队还坚守在他要用的AAV载体领域，并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工作。他找到五加和，因为手上经费有限，他说，我就这么多钱，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帮我制备一点能够临床使用的药物出来。
五加和创始人董小岩自己也是临床医生出身，对于基因疾病治疗，他特别能体会到医生和病人的迫切心理。很短时间内，董小岩帮他把符合临床级药物质量标准的基因药物做了出来，在通过医院临床试验备案后，医生将药物打到病人体内，做了5年的临床观察之后，他发现药物的安全性非常好，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视力有很大改善。他也在国外知名专业杂志上发表了临床观察结果，当时就引起了整个基因治疗界的轰动。
也许是被这种“改变”的意义召唤，10几年前，余双庆是五加和的客户，10几年后，她把自己变成了这家公司的技术掌舵人。从一个免疫学科研人员，快速转型为企业高管；从研究艾滋病，到专注于罕见病基因治疗，她是一个把“意义”看得很重的人。在现今这样一个无处不在追逐价值最大化的年代，“意义”人很稀缺，抱着一点期待，我开始了和余双庆博士的对话。
见证一个“加速”的时代
TOPHER：听说之前你是五加和的客户，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加入这支队伍？
余双庆：是的，我跟五加和最早的合作是在我读研究生期间，当时我在开展艾滋病疫苗的研究。艾滋病是重大传染病的一种，因为无法治愈，也没有疫苗预防感染，所以在艾滋病研究上国家投入很大，但技术面临特别多挑战，是很难搞定的一种病毒。
疫苗的研发其实是在模仿人体对付病毒的过程。如果一种病毒感染人体后，自然状态下没有人能将这种病毒完全清除掉，那对于疫苗研究人员来说是没有一个学习对象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艾滋疫苗特别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艾滋病疫苗的研究领域需要用到特别先进的技术手段、多种技术方案，我们做的就是病毒载体疫苗。二十年前，我开始做病毒载体疫苗的时候，我本身对病毒载体了解不多，国内能提供病毒载体技术服务的公司特别少，只找到一家就是本元正阳，五加和创始人当时是本元正阳的技术负责人，让他们帮忙做各种病毒载体的设计和制备，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五加和的技术团队。
这个团队从1993年开始就做了病毒载体的探索工作，曾发明了世界上AAV载体领域最常用的三种载体生产系统之一，制定了我国第一个临床级AAV载体的质量标准，并因此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本元正阳也是在这些技术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成立的，由于后期业务转型，不再在病毒载体领域深耕了，技术团队从本元正阳出来后，他们成立了五加和。
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做了15年后，我自己感觉到了职业瓶颈，我想找一个新领域去试试，开始另一段新事业。
这个时候，五加和刚好到了快速发展时期，基因治疗领域也同样，五加和需要更多懂病毒载体的人加入。加上认识多年，大家对彼此的技术、理念都很认同，最后，我决定加入到这个团队，负责技术研发，目前是技术副总。
TOPHER：艾滋病研究非常受社会关注，为什么进入基因治疗这种小众领域？
余双庆：其实我们做艾滋病疫苗也有一些小插曲，当时我们做的是四种病毒载体疫苗，有两种都顺利推上临床，其中有一种在临床一期做完之后，准备往二期推的时候，当时负责疫苗制备的合作者因为各方面问题，没办法帮我们做疫苗制备了，导致项目进度受到很大影响。从这件事我就发现不是科学家在前面多努力就能行，更多需要产业界的加入和推动。这就更加体现了五加和在产业链上的价值和未来的前景，就这样一下发现了五加和，然后自己也投身进去了。
TOPHER：五加和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余双庆：五加和是一个做事很专注很注重技术创新和积累的公司。基因治疗领域现在火起来了，很多人愿意进入。但五加和是国内在这个领域里坚持最久的，有将近30年的积累。也曾进入过低谷，但一直专注在这个领域。在基因治疗的低潮期这个团队也没有离开过，利用病毒载体开发了很多科研工具产品，比如动物模型。之前我们用AAV载体制造了一个乙肝动物模型，在建模方法、成本上都有了很大改进，应用特别广，目前全球市场占有量在90%以上。一个国内新创公司能够走向全球，能够获得罗氏、强生等国际药企的认可，特别不容易。这也说明我们在科研上投入了很多精力。
TOPHER：公司为什么取名叫五加和？
余双庆：这寄托了公司创始人对公司的发展理念和愿景。我们公司的logo是一个“5”后面加一个“+”，在5分制评分里，5是最高分，但是比5做得更好的，一般老师就会上面写一个“5+”。创始人希望我们这个团队永远追求卓越的目标。“和”在中国文化中是特别提倡的一个理念，以平和的心去对待事物，更强调不急于求成，要多年积累，这中间我们会遇到坎坷，遇到困难，但是我们要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逐渐解决问题，总有一天会达到卓越的境界。另外，logo的形象特别像一个奔跑的小鹿，在中国传说里，又叫鹿取仙丹，救死扶伤，这也是时刻提醒我们不忘初心。
TOPHER：五加和在基因治疗产业链上解决什么问题？
余双庆：基因治疗主要应用于几大方面，一类是罕见病、遗传病的治疗；一类是肿瘤类；还有一些像疫苗这类。
遗传病、罕见病很多由临床医生发现，他们很想开发基因治疗药物去治疗，但是有不少医生对于药物如何去设计，怎样把基因导入体内并不了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来找五加和。我们天然病毒的一些基因替换掉，把有用的治疗基因塞进去，类似特洛伊木马，外壳还是病毒的样子，里面的东西已经变了，让它在体内发挥治疗作用。
第一，我们要帮医生设计出药物，包括基因在体内要到哪些组织去表达，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了解之后，就要告诉他们用什么样的病毒载体把基因搭配进去。这是前端设计，设计好了，小量制备一点给到新药研发者或者是医生，他们就会在动物体内去测试到底有没有效。如果有效，按照药物申报标准，按照在临床上能用的药物质量标准，我们会做大量制备，帮他们向药监部门申报正式的临床试验。
TOPHER：基因治疗领域现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余双庆：我赶上了好时机，大环境特别好。团队这么多年的积累也正好在这个阶段厚积薄发，这是一个很好的团队，一群踏踏实实把技术不断向前推进的人。我还是挺幸运的。
TOPHER：你怎么看基因治疗赛道未来的发展前景？
余双庆：国外的基因治疗领域已经发展得非常快，现在已经进入了火热期，国内相对要滞后几年。但中国基因治疗领域和细胞治疗领域，是最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的。未来3-5年中国的基因治疗会进入快速发展期。
第一，基因治疗大多是在罕见病领域，中国有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任何一种罕见病在中国都不罕见，我们有特别多的临床资源；第二，国内除了五加和之外，还有其他技术团队、新药研发团队加入进来，在这个领域精耕细作、积累经验，资本进入得也很快，这些都会加速这个领域的快速发展。包括一些归国人才，他们从国外带回先进的理念和技术，都会促进这个领域的发展。
“做药，就是和时间赛跑”
TOPHER：基因治疗赛道未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余双庆：时间和成本，所有我们现在看起来高昂的药价，随着技术的进步，都会解决。
TOPHER：从找到五加和研发到药物上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余双庆：之前我讲的那个眼科基因治疗的药物从开始做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还处在临床试验阶段。10年大家都觉得很长，在药物的研发领域并不算长。后面随着技术的进步，时间会缩短，这需要我们跟时间赛跑，但也必须耐得住寂寞。
TOPHER：五加和可以把基因药物治疗成本降低吗？
余双庆：对的，这是我们的目标。基因治疗的药物效果很好，但是价格相当高。已经上市的几款药物中，定价最低的治疗眼睛药物，一只眼睛41.5万美金，两只眼睛80多万美金，这个价格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是不可承受的。要把价格降低下去，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做出来，才可能把成本降下去。
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如果关注肿瘤治疗领域的话，PD-1的单抗当时国外几家药企出来的时候，治疗费用相当高，一个疗程是30万左右。但是中国的几家药企，信达、恒瑞把单抗药物研制上市之后，价格降的特别多，在中国的售价是全球的最低售价，一个疗程的治疗费用降到了10万以下。
从这个方面来讲，不管是基因治疗药物还是其他药物，只有加强我们自己的研发能力，才能够降低成本。五加和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帮助药物降低成本，第一是加快进度，降低新药研发总体成本；另一个是通过技术升级换代，提高生产工艺效率，来降低未来的生产成本。在这两方面我们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TOPHER：五加和如何和时间赛跑？有哪些辅助力量？
余双庆：第一，必须要有很强的技术实力，包括团队多年的积累，不断的学习，不断在原有基础上创新，才能够走在行业前端；另外也需要上下供应链支持，比如，我们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必须要求质量可靠、包括技术的先进性各方面都得有自己的要求。比如赛多利斯，从上游到下游，他们的很多产品在五加和应用，也为我们抢时间提供了很多的支持。
现在赛多利斯有一款高通量筛选的仪器能够快速的让我们的工艺成型，利用这个设备在3周内就基本摸清了参数。
新冠期间，我们接到新冠疫苗研发的任务，这对时间的要求特别高。我们跟客户达成意向的第二天，大兴疫情爆发，我们有一些员工甚至都被隔离起来了。时间已经按照客户的要求定下来，预计在1个月内做完，当时还赶上春节。这时候，我们必须采用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先进设备，我们赶紧找到赛多利斯，把他们的ambr®产品调过来紧急使用，结果春节前就把任务完成了。3周的时间，几乎没有人员春节加班的情况下完成，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案例。
赛多利斯不单纯是一个产品型公司，更多的是为客户提供技术方案。在这方面，我们双方理念一致。他们是一家特别注重技术开发和创新的企业，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可靠的产品，很前沿的技术，包括一些先进的理念。作为技术副总来讲，我更注重跟他们的技术交流和探讨，怎么样共同去推动行业向前，包括这个领域有哪些痛点是我们解决不了，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帮我们去解决的，这是互相促进的过程。
从研究“跨越”到管理
TOPHER：从艾滋病病毒研究到企业管理，对于你的职业生涯来说是很大的跨越吗？
余双庆：是有一个挺大跨越的。在研究所里带着科研团队，包括一些学生，资源各方面都比较好，风险承受能力会更强一些。但是企业的容错几率就会小很多。所以，工作节奏和压力比研究所要大不少。
在病毒所我更多的是科学研究。科研的特点就是个人能力在团队里的贡献非常突出。我记得有一次跟艾滋病领域著名科学家美国的Gallo教授交流，我跟他说，中国科研团队整体实力可能跟美国还有一定的差距。他说科研更注重个人实力，很多大科学家，完全可以凭借个人实力推动一个学科的发展。但是到了企业，要做一件事情，目标明确，时间和资源都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下更注重的是一个团队的合作。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甚至团队里任何一个人有短板，都要帮他补上来，否则就会拖累整个团队的进度。
在企业里分工相对会比较明确一些，各自的工作界限会很明显。但是在科研院所一个项目一个人可以从头做到尾，刚开始我有很多的不理解，观念需要转变。做科研发一篇文章，可能有好的结果，做100次只要成功一两次，就可以把漂亮的图片秀出来。但是制药，做100次就要保证100次的成功。哪怕只有一次失误了，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企业为什么要分工明确，把出错概率降到最低。
TOPHER：在基因治疗领域，你选择人才的标准是什么？
余双庆：我们更看重人才的责任心和学习能力，在这个领域没有太多成熟的技术可以借鉴学习，必须要有探索精神，而且作为药物研发，要保证安全性，如果没有高度的责任心是做不到的。
TOPHER：管理中你是一个什么风格的领导？
余双庆：我会提要求，同时也会做很多指导。在我刚开始带学生、带团队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必须得去提要求，必须发表自己的看法，否则没办法领导一个团队往前走。你可以听从其他人的建议和意见，但最后还是要自己做决定。每个人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上升期，都会有一些力不从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也需要我们借助自己的能力或者其他资源帮助员工成长。
TOPHER：Z世代离职率非常高，你会怎样带领职场新人？
余双庆：我这个团队离职率不高，挺好的。从创始人到我自己，很多都是从研究院所出来，都是一些硕导、博导。离职率和公司的氛围、价值观有关系。
年轻一代的学习能力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往往导致他想换工作或者说提不起劲儿，是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和意义。我们要帮他们找到价值。第一，让他们在工作中逐渐有成就感。另外，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从公司得到的不只是工资，更多的是个人成长。
TOPHER：生活中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余双庆：一个乐观积极的人吧，消极的时候很少。当然也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是哪个人一生不遇到点难事呢？想办法挺挺就过去了。
尾
我问余双庆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她希望能把自己积极的心态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传递到团队中，传递到身边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并且持续不断地投入，这样社会才会越来越好。这样技术才会传承下去，创新才能更好的促进，中国的基因治疗行业才能快速发展。
本栏目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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