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蜂”迷思：职场女性是盟友还是天敌？

文| 尚清

编辑| 静怡

香农（Shannon）在她的博客文章《请小心女性大律所合伙人》中，把“职场婊”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侵略进取型”。她们通常在律所里职位很高，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话会伤人。香农说：“但当她们的名字出现在来电人姓名上时，我们直接就疯了，甚至不敢接电话。”

第二类是两面三刀的“消极对抗型”。她们的邮件通常很微妙，文风千回百转，只为表达一句：“你实在不应该在六点半前就下班。”甚至有时她们比第一类还糟糕，因为你根本搞不懂她对你到底有什么意见。

第三类就是对所有事都漠不关心的“置身事外型”。她们忙工作、忙家庭，一刻也停不下来。这类合伙人并不是有意刻薄，而是当她们做实习律师的时候，也总是习惯半夜两三点接到任务，跟你现在一样…

香农十几年前从宾大法学院毕业，有着丰富的实习经验，当过宪法期刊编辑，还在地区法官身边当过助手。毕业后，工作的机会也源源不断，她之所以选择来到大律所，不是不知道大律所的工作节奏，而是受到六位数的助学贷款所迫。她也期望能凭自己外向的性格，赢得老板和潜在导师的青睐。

然而事情未能如她所愿…

工作节奏正如她所担心的那样快。合伙人有时候快下班了才布置任务，律师只能被迫加班。第二天却发现，这些任务完全不着急，甚至压根不需要做。如果想按时下班，就要悄悄溜出办公室，不敢乘电梯，特意走楼梯躲开同事和老板。

香农早就注意到律师行业中的女性很少。在法学院里，男女学生的比例是相当的，但是律所里的女性合伙人却屈指可数，全国也只有17%的女性合伙人。这些女合伙人都是很难对付的角色。“而且她们通常强势专横、控制欲强，不会在乎你的借口。”

香农承认她可能比较敏感，但她不是唯一注意到这件事的人。她说：“几乎每个女律师都被骂哭过。男性合伙人虽然也有蛮横爱发脾气的，但是大多数还算友善，然而几乎所有的女性合伙人都很难缠。

不过，香农有时也能理解她们。这些女性合伙人都十分敬业，对工作认真负责，经常加班到九点十点。做到合伙人的位置，意味着她们要么不生孩子，要么孩子早晚都由保姆照看。她们总是对其他女性怀有敌意，因为她们的观念是“我已经放弃全部了，你也得一起放弃”。

16个月后，香农不堪折磨辞职了，去了一家上班时间比较“温和”的公司。香农说，如果她要重回大律所，会谨慎为女上司工作。“如果你在离开后想回归职场，其他女性就会对你评头论足，职场上的女性是存在竞争关系的。”

还有些女性职员承认，她们会跟其他女同事暗中作对。

艾比是一家咨询公司的财务，公司有个女同事休产假六个月，她心里很是气愤，“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但是，她也坦白说：“要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我肯定会有‘找个理由把她炒了’的想法。”

当然，这些只是个人经历。也有很多受访者谈到女上司对他们的关照和指导他们的故事，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事业上的帮助和支持。

研究还显示，在很多方面，女性管理者比男性更有优势。

研究公司皮尤和盖洛普做过大型调研，结果显示出女性对于同事和领导存在性别偏好，绝大多数都倾向于和男性共事。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虽然女性相信其他女性也能胜任管理者的岗位，但并不想在她们手下做事。而且，一名女性进入职场的时间越长，她想在女领导手下做事的可能性就越小。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讲师Elsesser通过分析6万受访者的回答发现，女性普遍更希望自己的上司是男性。男性也希望自己的上司为男性，但是占所有男性受访者的比例比女性的小。受访者给出的理由包括：“女领导更情绪化”、“控制欲强”以及“狡猾阴险”和“善于算计”。

荷兰一名心理学家艾乐梅发明了“女王蜂”这一术语，她们在面对性别歧视时，一般会强调自己和其他女性差别很大。她们在自己的工作环境中是被边缘化的，要为事业做很多牺牲，而且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感很低。加州大学法学院的威廉姆斯教授说，“女人也是人。如果说想要取得成功就得远离其他女性的话，是有女性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的。这种“远离”在少数族裔中也有体现。”

想要解决这一现状，也并不是没有办法。

如果企业能给予职场妈妈更多的支持，就会减少女性之间的霸凌。另一方面，让女性感受到自己在企业中受到重视，工作也有前景，就不会那么容易内斗。路德曼说，“我们需要社会整体上的改变，让女性在各行各业上都有成功的机会，这样当看到其他女性取得成功时，就不会有敌意。”

总要有人先站出来，表现出自信。因为自信对于女性整体的进步都是有益的，敢于承受和挑战来自同事的霸凌，不怀恨在心或予以报复。不过如果我们能作为工蜂一起倾巢出动，改变这个现状也许就不再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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