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庞大的年轻女性何以堕入贫困深渊？

董子琪｜文

在日本东京的新宿车站街头，拖着色彩各异拉杆箱的女孩们流连不绝，她们的打扮漂亮而普通，看起来像是游客，实际上是无家可归的“漂流少女”。她们离开了贫穷的家乡和吃低保的父母，在夜晚徘徊在不打烊的咖啡店之间，坐在有电源的座位边给手机充电。出门在外，手机是她们漂流在外的唯一安慰。 这些年轻女孩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她们能够去哪儿？又能做些什么？

曾推出过“无缘社会”“穷忙族”的NHK特别节目录制组，这一次将目光转向了日本年轻女性的贫困问题。通常人们可能会感到疑惑，这些光鲜亮丽的年轻女性跟贫穷有什么关系？难道不是过几年就能找到一位值得托付终生的老公，幸福地做上全职太太，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了吗？而事实并非如此，女性贫困的现状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如果说NHK这本《女性贫困》以纪实手法将难以想象的日本年轻女性贫穷图景呈现在了大众面前，那么日本女作家津村记久子的小说《绿萝之舟》，则是充分运用了小说的虚构手法，超越了困窘的现实，深入普通贫困女性的梦境和隐喻，展示了几位女性在“无意义的生活”当中的心灵依托与情感变化。

女人们劳而不得、徒劳无益的生活，与美国作家戴维·希普勒所说的“穷忙”有太多相似之处，而“穷忙族”何以存在？贫困这种现象又何以存在？美国学者马克·罗伯特·兰克则以《国富民穷》分析了社会经济结构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加“脆弱”，并非由于他们道德败坏或游手好闲所致，贫困现象的出现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失败，而非某个个体的失败。

那些年轻女性究竟有多穷？

色情业成为贫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NHK在对贫困女性的调查中发现，在日本默认的“女人不必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大前提下，有很多原因会让年轻女性沦入贫困：有的女性因为与丈夫离异，得不到赡养费，失去了经济支柱；有的女性因原生家庭冷漠而仓促非婚生子，成为了单亲妈妈；有的女性因为文化程度低下找不到工作；即使是大学毕业，也有女性因为公司不给正式编制，只能同时打多份临时工，还要面对未还清的高额助学贷款。从表面上看，这些年轻姑娘与普通女性似乎没有任何差别，但实际上，她们每日都挣扎在贫困线上下，为了支付水电费、房租和交通费而日夜忙碌，一个人打两三份工，在办公室文员和夜总会公主之间频繁切换角色，忍受着“一天喝一杯冰咖啡”的伙食，甚至彻底居无定所，带着孩子住在网吧里。

讽刺的是，日本日益兴起的“色情业”为这些贫困单身女性提供了最后的避难所。开头提到的“漂流少女”有些为了生存，很早就开始做援助交际。近年来，色情行业的心理底线大大降低，为了吸引这些单身妈妈，日本有些卖春店招聘栏上甚至会注明“宿舍与托儿所设施齐全”字样，乍看上去如同育儿援助广告——卖春店招聘单身女性进行色情服务，同时帮助她们解决育儿问题，与附近的民办托儿所签约，有的还报销一半的托管费用，由此形成完整的就业、育儿援助和居住一条龙的“性服务派遣公司”。跟政府的繁琐程序比起来，单身女性生活所需的环境和援助在这里一步到位。但委身于性派遣公司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这样周到的“安排”之下，色情和育儿的双重压力依然逐渐消磨着这些女性的意志。

为什么年轻女性会落入这样的贫困境地？在对贫困女性的调查中，NHK发现，虽然离异家庭、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更易导致女性贫穷，但女性被封闭在贫困之中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非正式雇佣”问题。日本的工作合同分为正式工和合同工，合同工签约有时间限制，而且相对廉价；在一些情况下，合同工的工作内容与正式工没有区别，但收入却不及正式工的一半。一方面，雇主出于对于女性的偏见，认为女性不能长期工作，工作不了多久就要结婚辞职，遂多将女性定位为合同工角色；《2012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数据显示，15-34岁的女性当年在合同工中占比47%。另一方面，日本的合同工制度也在逐渐趋势化，在劳动者总体就业形态中，合同工所占比例从1992年的21.7%上升到了2011年的38.2%。正是这两方面合谋，加深了女性即使就业也无法摆脱贫困的窘境。

据《就业基本结构调查》统计，日本的非正式雇用年轻女性（指18-34岁的年轻女性）人数从1987年的134万人增长至2012年的289万人，而这些合同女工中，年收入未达到厚生劳动省定义的“困窘线”——200万日元的，更占到了总人数的80%以上。也就是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女性接受了非正式雇佣，从事着廉价的服务业，而这些让她们不分白天黑夜如履薄冰的工作——办公室文员、面膜服务、整理数据、夜总会公主等等，能够提供的收入只能让她们成为“有沦为低保危险的经济困窘者” 。

《女性贫困》对于日本女性工作境况的记述，与美国已故学者鲁斯·赛德尔（Ruth Sidel）对于90年代美国女性的观察是一致的。在《Keeping Women and Children Last》一书中，Ruth Sidel写道：“全美2/3的兼职工作者都是女性，而这通常意味着她们在这些工作中没有任何福利。大多数女性都在收入最低的岗位上工作，这些工作通常是性别区隔且女性主导的，例如育儿、康复、美发、美甲以及其他服务行业。”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年轻女性的贫困问题，不仅仅使她们无法正常维持个人生活，而且必将波及他们或自愿或被迫生下的孩子，使之陷入营养不良、发展受阻等状况之中。“妈妈每天打两三份零工，与孩子的接触时间越来越少。母亲每天只是工作，没有时间关心孩子，这对于孩子的人格形成非常不利。”母子的贫困将陷入长期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便是我们所说的“贫困的代际传递效应”。

如何想象贫穷女性？

以无法实现的梦想支撑艰难生活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在前言中提到，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将“年轻女性”与“贫困”一词联系在一起。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当代女作家津村记久子的芥川奖作品《绿萝之舟》，早于NHK在2009年就已经深入展现了单身贫困女性的生活与梦想。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虚构的故事和人物，与《女性贫困》中的案例非常相像，这大概也折射出了日本年轻女性现实困境的普遍性。

小说《绿萝之舟》中的女主角是29岁的长濑由纪子，她在遭遇职场暴力后，自愿从白领变成了流水线女工。她一边做着合同工工作，一边在咖啡馆和网络上兼职；她住在一个破旧社区里，连通讯公司都忘记了这片“用户群”的存在，并没有给他们开通网络。与NHK采访的女性一样，对于出卖时间换取金钱、用金钱换取食物、勉强生存下去的“无意义性”，长濑自己非常清楚，但却不得不为了谋生继续在流水线、咖啡馆和破旧的家之间周转。她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倦意，这份倦意并非针对工作，也不是针对自己的合同工身份，而是对于活着本身。相较于更重视人物客观处境的《女性贫困》，这部小说“灵光一现”地点亮了贫困女性的其他面向。工歇时分，长濑在休息室里看到了一张旅游广告，海报上是一个划独木舟的男孩形象，她突然产生了攒钱环游世界的念头。

环游世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划独木舟，多么美妙的想法啊！然而长濑面对的实际情况是，环游世界的花销比她一年的工资还要多，她需要更加努力地省吃俭用。环游世界的梦想仿佛惨淡现实的一抹亮色，召唤着她，提醒着她，以使她不在无聊的生活中枯萎，同时作为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目标，反衬着她徒劳无用的努力挣扎。她毕竟只是一位流水线女工，一整年机械劳动加上不吃不喝，才能兑换一次离开现实的机会。

在刻画长濑这位单身女性的同时，小说家还讲述了其他几个年轻女性的故事以作对照。她们是长濑的大学同学，却没有一人走上稳定的职业发展道路——有一个自己辞职出来开咖啡店的女人，一个刚毕业就结婚的女人，还有一个辞职结婚后来被丈夫赶出家门的女人——她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当代女性艰难生活的图景。

在讲述单身女子所处困境的过程中，《绿萝之舟》不光铺陈了她们所遭遇的种种实际困难，还动人地呈现出了她们的心灵与梦境。长濑梦见自己划着独木舟，装着满船的水栽绿萝，去往一个个小岛上向人们推销绿萝，但人们却不喜欢；正如现实当中她曾受到许多拒绝，却仍然依靠顽强生存的意愿，继续生存下去。绿萝——这种不能吃不能用、然而能够坚强生长的植物——便是对于女性集体命运的隐喻。 《绿萝之舟》以深入心灵的角度呈现现代女性困境，与NHK的《女性贫困》形成了一种相互补充的对应关系。

贫困缘何存在？

是经济结构的失败，而非个人的失败

需要在白天的文员和晚间的夜总会小姐之间切换角色的母亲，和需要在工厂、咖啡馆还有电脑学校打工的虚构人物长濑一样，常年忙碌于琐碎的工作，却挣不到足够生活的钱，属于徒劳无功的“穷忙”一族。美国作家在戴维·希普勒的《穷忙》中，也讲述了一群与她们非常相似的、被美国遗忘的穷忙族的故事，并从性别的角度提出，“本书中大部分的穷忙族都是女性，这与整个国家中大部分穷人都是女性的情况一致。她们未婚生子，收入微薄，自己养育的孩子需要的东西又很多，因此往往身负重担。”

因虐待、毒瘾、营养不良、教育不足和离异致贫的故事听起来殊途同归，希普勒观察道，“贫困是一种奇怪的、悄悄侵入骨髓的东西，一个原因导致了许多后果，然后这些后果又形成了原来的成因，或者造成一个后果的许多成因正是由那个后果引起的。怎么看这个循环过程，要取决于从哪个环节开始研究。”所以，每个穷忙族都是一大串因果关系的产物，而对于造成她们贫困的原因，人们往往无法统一意见，比如说，究竟是疾病、抑郁或不良的消费习惯让他们更加贫穷，还是贫穷反过来导致了疾病、抑郁和不良的消费习惯。

从性别角度看，男性与女性的致贫风险是否差别甚大？在《国富民穷》一书中，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克·罗伯特·兰克认为，从总体数据上看，由于婚姻的缘故，男性和女性有着同样的贫困风险，女性的贫困风险只比男性略高（40岁时，36.2%的女性和33.7%的男性经历过贫困；到60岁时，这两个比例分别是49.2%和45%）。男女贫困的区别只在于，在由女性当家的家庭里，贫困的压力甚至会更大，原因不仅在于女性工作的岗位往往更加廉价，也因为在这样的家庭里，女性要同时负责工作和照顾家庭，压力、挫折和精疲力竭的状态反过来会影响女性照料和养育孩子的能力。

马克·罗伯特·兰克还指出，贫困的问题出在“经济脆弱性”与“人力资源成本”（技能、教育和就业资质的总和）的关系上。他如此描述道：贫困风险更高的人获得人力资本的价值型更低，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吸引力就更差，市场竞争力也较低。比如说，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们由于要照料孩子，在承担工作的能力上缺乏灵活性；而当就业市场遭遇困难，人力资源缺乏的群体更容易遭遇稳定性差、工资低以及非全职的工作，而面对失业、家庭变故及生病的情形时，这些人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寻找工作，或者寻找足够的钱来渡过难关。

问题是，为什么一些群体从一开始就缺少这些人力成本资源呢？马克·罗伯特·兰克将问题归咎于美国社会分层的“自我繁衍”特征：父母一代的社会分层差异，直接导致了子女的资源和机遇的差异，也就是说，孩子长大的社会阶层对于其后来的经济状况有着深刻影响，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比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有更大的“经济脆弱性”，美国人并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开始生活的。这虽然是一个悲观的结论，但也将解释贫困问题的方向扭转了——与其问“什么样的人会遭遇贫困”，不如问“为什么会存在贫困”。所以，虽然兰克不承认女性的贫困问题比男性更严重，但他对于贫困的分析思路，与NHK讨论的、非正式雇佣制对于女性贫困的影响是一致的。在寻找贫困的原因时，他们都没有归罪于个人的习性、道德的缺陷，而转向讨论经济结构的失败，从而避免将贫困的女性描绘成懒惰无能、依靠他人和社会福利生活的群体。

在谈论贫困女性时，即使她们无家可归、沦入色情业，上文提到的几本书使用的词汇也都是“被人遗忘的”、“令人忽视的”，而不是指责这些女性如何“堕落”至此境地。毕竟，指出“贫困女性”这一社会问题的存在与严峻性，是希望她们的声音被更多人真实听见，而并非意图将贫困女性树立为社会负面形象，或者经济衰退等各种问题的“替罪羊”。正如Ruth Sidel所说，“指责单身母亲败坏了美国风气，其实反射出而人们并不愿意面对的严重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加大、不稳定的雇佣制度、节节升高的暴力犯罪还有日益衰退的基础设施，是将富人的罪责推向穷人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