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奥普拉：人生的某一刻，我也曾经失败到崩溃

的确，很少有人能有奥普拉这么大的影响力。

20多年来，每周都有4900万观众日复一日地守在电视机前，等着看她和嘉宾唇枪舌剑。

主持人外，她还是演员、制片人、作家、杂志出版商、有线电视台的老板和慈善家。

她在节目中提到要建立“世界最大的小猪银行”，全美国人都为她捐款。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奥普拉力挺奥巴马，至少为后者拉了100多万张选票。

一项对6000多名美国人进行的调查，33%的人认为奥普拉对他们精神生活产生的影响要比牧师更多更深。

有人甚至说：“上帝就是一位黑人妇女，她的名字叫奥普拉。”

1月8日，金球奖将终身成就奖授予奥普拉。人们再一次她的领奖发言所震撼。

为了向这位名副其实的平民女王致敬，我们整理以下文字，期待让你看到一个更完整的奥普拉。

 

1
悲伤的原点

我的人生始于1953年4月的一个下午，在密西西比农村。

在那里，弗农•温弗瑞和维尔妮塔•李婚外孕育了我，他们那天毫不浪漫的一夜情缘造成了一场意外的怀孕。

我母亲隐瞒了她的状况，直到我出生的那一天，所以没人准备好迎接我的到来。我的出生被打上懊悔、隐瞒和耻辱的标记。

当第一个提出“内心童真”的作家、心理咨询家约翰•布拉德肖在1991年做客《奥普拉脱口秀》时，他让我和观众们进行了一场复杂的练习。
他叫我们闭上双眼，回到我们长大的那个家，在脑子里勾勒出那栋房子。

“走近点。”他说，“透过窗子往里看，你发现了自己在里面。你看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你感受到了什么？”

对我而言，那是一个极其让人悲伤却又给人力量的练习。

我在自己成长的每一个阶段能感受到的几乎都是孤独。

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我周围总有人，但我知道我灵魂的存活完全依赖于我自己，我必须要保护自己。

当我还是个小姑娘时，我曾很期盼教堂礼拜后有客人来我外祖父母家里。他们离开后，我便会很害怕与外祖父母独处。

我的外祖父已经老态龙钟，而外祖母时常精疲力竭又毫无耐心。我是方圆几英里内唯一的孩子，所以必须得学会自己待着。

我发明了各种新方式来与自己独处。我有书、有家里缝的洋娃娃、有家务活，我还会常常给农场里的动物起名字，跟它们说话。

透过约翰•布拉德肖的窗子回望人生，我很悲伤地发现，跟我最亲近的人都没意识到，我那时是个多么甜美的小姑娘。

知道你是何时及怎样被塑造成现在的你，然后你才能改变那些影响。

一条无可争议的宇宙法则是：我们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2
来自南方的女人

六岁时，我离开了奶奶，到了密尔沃基。所以我一直没办法体会到南方那种隔离政策带来的感觉。后来在一家综合性学校上学，我成为了班里最聪明的孩子。

你要知道，当你在班里的成绩鹤立鸡群时，你会得到非常多的关注度；于是乎，我甚至从来没有感受到任何与种族主义有关的压力。当然，我现在经常会想，如果当初生活在那种被隔离的环境里，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就会变得完全不同。

我的根在南方。不仅仅因为我生在南方，生在密西西比，更因为我的大部分成长经历都和南方相关：我成长在田纳西——因此我一直将自己定义为“来自南方的女人”。

 

3
一位像阿提克斯·芬奇这样的父亲

我是那种每两周都要去一次图书馆的小孩，借五本书，读完，然后还回来。有一天，图书馆员给我推荐了《杀死一只知更鸟》。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种阅读的喜悦：只要一开始读，我就会变得全神贯注，陷入故事中而无法自拔。有时，我会感觉自己和斯科特相爱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斯科特。我羡慕她拥有一位像阿提克斯·芬奇这样的父亲。

我非常渴望有一段类似阿提克斯和斯科特这样的父女关系，让我可以对他直呼其名；我也希望可以和斯科特一样，得到父亲给予的昵称。

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读完这本书很久以后，我才和父亲一起看了电影。而正是因为这部电影对我父亲的巨大影响，才促使我开始以不同的角度来重新理解这本书。

 

4
我和钱

我对钱的态度一直都很健康，甚至在我穷困潦倒时都一样。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自己没钱，也不会沉迷于自己金钱中。

我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不由薪水决定是在15岁时，我帮阿什贝利夫人照看她那几个调皮鬼孩子，每小时赚五角钱，还得在她每次试完衣服后帮她整理衣服——她所有的衣服都被她从衣橱里拿出来扔着。

就在她走出大门前的最后一刻，她会说：“噢，顺便，宝贝，你介不介意帮我收拾一下？”呃，介意，我当然介意了，我第一次“收拾”干净之后，以为她只要看到我不仅把她的房间整理得井井有条，还把她孩子的房间也收拾了，肯定会多给我一点儿酬劳。她却从来没那么做，于是，我去找了个给我更多薪水的工作——我认为自己的努力会被欣赏的工作。

离我父亲的店不远的地方有一家五块一毛店，我在那儿找了份每小时挣一元五角钱的工作，只要把东西整理好、随时补货、叠袜子等。他们不让我去收银台干活，也不许我跟顾客说话。我恨死了那份工作。15岁的我在心灵深处很清楚，这绝对不是生活和赚钱该有的方法。三天后，我就辞了工，去我父亲的店里帮忙。我也不喜欢在那里的工作，但至少我能跟人说话，也不会感觉过一个小时灵魂就被抽干了。

我17岁时去了电台工作，每周赚100美元，那时我便与金钱和解，决定不管我做什么工作，我想要的都是我刚在电台工作时的那种感觉——那种“我真爱死这个了，你们不给我钱我每天也都会来，准时上班、高高兴兴地工作”的感觉。我在那个时候就意识到：如果你能做你热爱的事情，还能拿到酬劳，那每一份工资都是额外的奖赏。

 

5
没有阅读，我是什么？

当我结束了工作，查过了邮件，拔掉插头，准备好要阅读时，那就是最最美妙的时刻。我每天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阅读做准备。

我无法想象，如果失去了阅读这一根本的工具，我会是什么样。我肯定不会在16岁得到第一份工作——在电台播音、读新闻，给任何愿意听的人朗诵诗歌、阅读能弄到手的所有东西之后，有人就要给我钱让我做我最爱的事情——大声念出来了。

大家都知道，我的电视事业生涯开始的出乎意料。我当时在参加“防火小姐”比赛，在我参加比赛那年之前，想赢的话你必须得是红头发女孩。在进行问答环节时，我被问道，“年轻的女士，你长大后想做什么？为什么？”

等轮到我回答的时候，好答案都被之前的参赛者说完了。那天早上我正好在“今日秀”中看到了芭芭拉·怀特女士，所以我说：“我想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想成为为人民带来一些在某种程度上能改变人民生活和改变世界的故事。”

 

6
第一份工作

大学一年后，在Baltimore我得到了一个共同主持6点新闻的机会。在22岁时得到这个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非常自豪，因为我终于有机会去效法芭芭拉·怀特。每年挣22,000美元，然而，这种感觉并不好。

首先，他们试图让我改名字。

我从小就不怎么喜欢我的名字，但是当我被告知去改名字时，我想，Suzie真的适合我吗？我不介意人们是否记得住我的名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后他们还对我说他们不喜欢我的长相。于是他们把我送到沙龙，给我烫了发。可是几天后我的头发一团糟。我不得不剃光我的头发。此时他们更不喜欢我的造型了。因为作为一个光头黑人坐在摄影机前，肯定非常不漂亮。

比光头更令我讨厌的是我不得不把播报别人遭受的痛苦作为我的日常工作。

我播报了一起火灾，然后给受害者拿毯子。由于白天播报的那些新闻导致我晚上难以入睡。

与此同时我尽量表现的优雅一些，使我更像芭芭拉。可是有时出于内心的本能，我不会去播报一些新闻。我还会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和念错的词。我想这样下去学Barbara可不大好。我应该做回我自己。

但爸爸却对我说：“这是你一生的机会。你最好继续那份工作。”老板也说：“这是晚间新闻。你是播报员，不是福利工作者。还是做你的本职工作吧。”

我歪曲了这些期待和义务，并感觉很糟。

8个月后我失去了那份工作。他们说我太情绪化了。但因为不想违背合约，他们就让我去主持一档脱口秀节目。那一刻开始，我感觉好像回到了家。我意识到电视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娱乐场，更应该帮助他人更好的生活。当我开始主持脱口秀，就像呼吸一样。感觉好极啦！这就是我工作的真正开始。

 

7
不被电视利用

大概30岁的时候，我来到芝加哥，我意识到我不仅仅是想“上电视”。

有一天我采访三K党的几位成员。你能猜到当时的情况，根本不允许浪费机会。我看他们互相使眼色。我意识到，他们在进行私下交流。我以为我在利用他们展示仇恨和刻薄，而实际上他们却把我当成了他们的招募平台。

所以我决定，今后不再被电视所利用，我要找到一种方法，让电视为我所用，成为服务观众的平台。

就在我做决定的那一瞬间，我的人生焕然一新。因为我不是仅仅在做节目，也不是仅仅在参与节目，我有了清醒的认知，要去利用每一个节目，去告知、去鼓舞、去激励、去振作、同时去娱乐观众。

我也决定这种认知意味着要明白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件事，不是仅仅去做它，而是要明白行为背后的原因，这样也可以改变每一个节目的形式。

所以我跟我的制作人说：“我只做和真实的自己相符的节目。我不会让自己被迫坐在一张椅子上，听一个和我在某种程度上意见不一的人夸夸其谈。我要展现真实的自己，不会口是心非、不会惺惺作态。”

这种自我与行为上一致的认知才是真正的自主。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的节目一夜爆红。

 

8
哭泣，只能一个半小时

我在非洲创办了一个学校。我花了5年时间来确保学校会像学生们一样好。我想让每一个女孩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受到重视。所以我检查了每一个设计图，亲自挑选每个枕头，甚至检查砖块间的水泥。每一学生都是我从9个省的村落里亲自选出来的。

然而，我却遇到了一个我从未预料的危机。我被告知有一名宿舍管理员涉嫌性虐待。

你们可以想象得到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消息啊。首先，我哭了，啜泣了大约半个小时。然后我说，我们得面对它。一个半小时，这就是你全部所能得到的。你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现在，现在你应该做些什么。

所以我联系了一位儿科创伤专家。我派了一队调查人员。我确定女孩们得到了安慰和支持。Gayle和我坐上飞机飞向南非。

整个过程中我都在问自己：“这件事教会了我什么？”虽然这个经历十分困难，但是我学到了很多。我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我从外向内建造了那所学校，然而真正对我有意义的是从内向外的去建造它。

最重要的是我对正直，品质和美好的理解。我学到了那个教训。我也明白女孩们也学到了一些事。她们从中恢复了过来，并意识到她们的声音是有影响力的 。

她们的恢复力和精神给了我很多东西，以至于比我给她们的还多。

 

9
人生的某一刻

几年前，我觉得，在人生的某一时刻，你必须重新来过，找到新的领域，实现新的突破。所以我离开了“奥普拉秀”，以我的名字命名推出电视网络“奥普拉·温福瑞电视网”，缩写正好是“OWN（自己的）”。

一年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认为我的新项目是失败的。不仅仅是失败，他们称之为一个大写的失败。我还记得有一天我打开《今日美国报》时看到头条新闻说“ 奥普拉搞不定‘自己的’电视网”。不是吧，今日美国报啊？真是份好报纸….这正是去年我职业生涯最低谷的时刻。

我压力超大近乎崩溃，老实说，我感到羞愧。就在那个时候，福斯特校长打电话邀请我到哈佛做毕业演讲。我心想：“你让我给哈佛的毕业生演讲?我能跟这些世界上最成功的毕业生说什么？而我已经不再成功。”

我挂了校长的电话后去洗了个澡。我洗了很长时间，然后我突然想到某首古老赞美诗中的一句话，“终于，清晨来临…”。我又想到另一句：“困难只是暂时的，都会过去…”

走出浴室，我接受了去哈佛演讲的邀请。

坦言，在我25年的访谈历程中，我所学到的最重要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想要被证实、被认可。我们渴望被理解。

我做过大约35000个访谈，每每在摄像机的镜头关闭后，几乎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转向我，用他们各自的方式，询问着同一个问题：“像这样可以吗？”

布什总统这样问，奥巴马总统这样问。英雄、家庭主妇、受害者、罪犯，甚至碧昂斯和她的粉丝们，都这样问——“像这样可以吗？你听得见我吗？你看的见我吗?我之所言是否对你有些许意义？”

你要有勇气去直视他们的双眼，去聆听他们的观点，并且确保这世界的高速、距离、匿名不会让我们失去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认可那些我们作为人类共同享受东西的能力。这是你作为一个个体或是为了整个国家的成功必须要做到的。“一定存在某种方法可以使光明驱逐黑暗。”

作为一个来自密西西比州农村的年轻姑娘，我早就知道，成为自己比假装成芭芭拉更容易。我可以从模仿芭芭拉开始，随后真正的自我脱颖而出，在一刹那突然想通，“哦，哎呀，与其成为芭芭拉我能够成为一个更出色的奥普拉。”

 

10
爱你天生的容貌

我花在想下一顿饭要吃什么的时间和能量不可计数。

1995年前后，在近20年的反弹又反弹之后，我终于意识到，无论我体形如何，为自己的身体而感恩才是能给自己更多爱的关键。

多年以来，我都对不起自己的心脏，并没有给它应有的支持，吃得太多、压力太大、工作过度。即使等到晚上我躺下来，它还是在无法停止地高速运行。

我每次节食，都是想要塞进某件衣服——或是塞进某个群体。照顾好我的心脏这一身体的生命之源，却从来没有成为我优先考虑的事。

然后，当某天我从浴缸里出来后，我瞟了一眼全身镜。

第一次，我没有批判自己，反而对镜中的我产生了一种温暖的感激。我的头发编起来了，一点儿妆都没有，脸庞干净，双眼晶亮，朝气蓬勃，肩和颈都厚实强壮，我对自己的身体充满感激。

我从上到下仔细打量着，虽然的确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我却不再痛恨我身体的任何部位了，甚至是皮下脂肪团。我想，这就是你被赐予的身体——爱你得到的。

所以，我开始真正爱着我天生的容貌，两岁时就有的眼下纹路已经加深了，但这些都是我的。8岁时，我曾试着每晚一边塞一个棉球用晾衣夹夹高的宽鼻子就是我天生的鼻子。我曾在微笑时试图收紧的厚嘴唇可是我每天跟无数人说话用的——我的双唇必须得厚才行。

在那一刻，当我站在镜子前，我有了自己的“灵魂转变，连根而起的爱之复活”。这正是卡洛琳·M.罗杰斯在我最爱的一首诗《我之美》中的句子。

我坚信的是，当你可以充满爱意和感激地与你的身体和好，就完全没必要跟它抗争了。

 

11
说“谢谢”！

“说‘谢谢’！”多年前，玛雅·安吉洛的这句话让我的生活掉转了方向。我当时正在跟她讲电话，坐在厕所马桶上、门关着，我哭得无法自已，都说不清话了。

“停下来！”玛雅责备着，“现在就停下来，说‘谢谢’！”

“但是你……你不明白。”我抽泣着。现在，我完全想不起来当时是因为什么让我如此失态，这只证明了玛雅是对的。

“我明白，”她告诉我，“我想现在就听你说这句话，大声说，‘谢谢’。”

试探性地，我重复着：“谢谢。”然后吸了吸鼻子，“但我为什么要说‘谢谢’？”

“你说‘谢谢’，”玛雅说，“是因为你的信仰很强大，你毫不怀疑地相信，不管问题是什么，你都能熬过去；你说‘谢谢’，是因为你知道即使在暴风中，上帝也还在云中放了彩虹；你说‘谢谢’，是因为你知道任何制造出来的问题与造物主相比都会相形见绌，说‘谢谢’！”所以我说了，直到现在也还在说。

 

12
为了没人再说“Me too”

1964年，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坐在我位于密尔沃基的母亲家的漆布毯上，看着Anne Bancroft在第3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揭晓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她打开信封，说了五个创造历史的词：“得奖的是Sidney Poitier。”然后我所见过的最优雅的人走上舞台。我记得当时他的领带是白色的，当然他的皮肤是黑色的。

我从没见过黑人能像这样庆祝。很多次，我都试着说明这样的时刻对一个小女孩来说意味着很多：当我妈妈疲倦地从刚打扫别人家的房子里走出来时，一个小女孩从便宜的座位上看到这一幕。

我所能做的就是引用他表演时说的话：“阿门，阿门。”我也提醒自己，此刻有一些小女孩在看着我成为第一个获得同样奖项的黑人女性。
……

太长时间以来，女性都没有被听到或相信，如果她们敢于说出自己的真相，就会被这些男人的力量所影响。但是她们的时间到了。她们的时间到了。她们的时间到了。

每一个人，每一个选择倾听的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总是尽力做什么,无论是否在电视或电影：说我们如何经历耻辱,我们如何爱和如何愤怒。我们失败，我们如何撤退，坚持，和我们如何克服。

我采访过一些人，他们经受住了生活中最丑陋的事情，他们似乎都能分享的一种品质是，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能怀抱着对一个更光明的早晨的希望。

所以我希望所有女孩都看到这儿，并且知道新的一天即将到来！当新的一天即将破晓，那是因为很多了不起的女性，她们其中很多是今晚也在这里，和一些很艰难地带领我们战斗着走向此刻了不起的男人们，为了没有人会再次说：“我也是。”

（本文根据奥普拉多次演讲和《我坚信》公开文摘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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