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夫妻家务谈钱不伤感情
文 | 尚清
编辑 | Masha Li
小西是某互联网大厂的产品经理。由于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做过家务，找男友的要求之一就是勤快。和男友结婚后，二人虽然没有明确约法三章，但绝大多数时候分工明确。重点是，如果一方要求对方在不愿意的时候承担自己应做的家务，就要收取劳务费，以200元为单位，视家务大小麻烦程度，双方协商需要的费用。
但家人朋友纷纷指责她，认为夫妻谈钱太伤感情，家务劳动本身是对家庭建设的付出，是有情感因素的牺牲行为，如果劳动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话，情感和付出就不存在了。
你可能曾经看到这样一份统计数据：女性承担着高达75%的无偿或无形的劳动。绝大多数的无报酬工作都局限在家庭范围内，比如照顾孩子，护理老人等等。根据卡罗琳·克里拉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 Perez）的《看不见的女人》（Invisible Women）一书估计，2012年，仅美国无薪育儿的价值就高达3.2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国家GDP的20%左右。
受传统性别规范（gender norms）和家庭文化观念影响，女性通常承担着家庭中的大部分家务，一项研究表明，这种性别分工在新冠疫情中并没有发生变化。女性仍然是家庭中主要的照顾者，仅有6%的受访者（女性）称自己的伴侣在疫情期间承担主要照顾工作。4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疫情中承担了主要的照顾任务，12.7%的受访者表示其他女性亲友是家庭中的主要照顾者。
墨尔本大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人们对家务活的不满情绪大幅上升，而且男女双方都认为自己做的家务超出了应有的份额。
一些医疗工作者会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而选择和他们分开居住，她们有的在医院休息，有的在airbnb短租。在妻子不在的日子里，这些丈夫承担起了原来由妻子去做的事情，比如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给孩子们买衣服（但却不知道孩子的衣码）。有一位丈夫表示：“第一次体验到妻子所拥有的体验，也意识到承担家务是不可持续的，这有点可悲。”
越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性别冲突就会越激烈，工作要求一个人把时间100%的投入，但家庭生活的责任却总是需要人来完成的，问题是，谁来完成？
在美国和英国，女性仍然承担着绝大部分的家务。婚后的女性，尤其是成为母亲之后，家务时间会显著增加，而男性的家务时间变化较小。这个时候，家务分工与社会性别的联系愈发显露。即使双收入无子女（DINC）夫妇平均分担家务，但当孩子出生后，这种分担就不复存在了。有一项研究表示，女性在每周固定工作时长中额外增加了22个小时的育儿时间，而男性做家务的时间却减少了5个小时。
在英国，女性每天无偿工作的时间为249分钟，而男性为120分钟。考虑到英国的平均时薪为14.8英镑，那么女性每周就有430英镑的收入，男性有207英镑。如果再加上有偿工作，女性每周工作时间要比男性多得多。
在做家务方面，长久以来的性别角色都将女性指定为“管家”。正如作家蒂芙尼·杜芙（Tiffany Dufu）所说，“一个井井有条的家仍然是一种性别化的期望，这就是为什么男性几乎没有“管家病”——他们只是没有把它与自己的价值挂钩。”
“维持一座房子的整洁漂亮”是施加在女性身上的社会压力，因此我们把家务看成是更女性化的任务。
根据《大西洋月刊》的研究，当妻子比丈夫收入更高时，丈夫实际上做的家务更少。原因是当男人感到他们的男子气概受到挑战时，他们可能会找其他方法重申它，例如刻意偏离“女性化的任务”——打扫厨房、刷碗和洗衣服。
“千禧之家”不一样了吗
“千禧之家”指由年龄在22—37岁间的伴侣组成的家庭。
性别收入差距正在缩小，这是一份不争的事实，更多的千禧一代夫妻认为彼此都很聪明，都应该得到一份有收入的工作。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最新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年龄在22岁至37岁之间的千禧一代家庭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平均收入为69000美元。
千禧一代的女性也的确得到了更多的报酬，这有助于她们为家庭收入做出更多贡献。22岁至37岁的全职女性员工的收入中位数为3.9万美元，高于2000年的3.71万美元，这种额外的收入能力对家庭的帮助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代人。
虽然千禧一代的伴侣在性别问题上普遍采取平等主义的观点，称他们希望平等分担家务和收入，但研究显示，这些承诺往往会在长期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的重压下瓦解。
平均每天有19%的男性做家务，比如洗衣、打扫和其他事情，而女性的这一比例为49%。
虽然“千禧一代”男性积极表达他们对性别平等的支持，但在家务分配方面，似乎仍然存在非常明显的性别界线。
多伦多大学社会学教授梅丽莎 米尔基（Melissa Milkie）把这一现象称为性别革命中的一个“停滞”。
为什么我要和伴侣分担家务?
2016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显示，中国女性做家务的时间远超过男性，平均每天做家务的时间是男性的2倍。
85后和90后年轻夫妇婚后3年内离婚的首位原因是男生沉迷游戏，不做家务也无心工作，其次是婚房装修、婚礼安排的矛盾以及双方父母长辈在照顾产妇婴儿时积累的冲突。
女性每周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她们承受的精神负担和压力就更严重，这反过来会影响生产力、健康和人际关系。
在人际关系上，一项研究表明，分担家务的夫妻的离婚率比不分担家务的夫妻要低。另一项研究表明，家务分配更平均的夫妇性生活更频繁。
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花更多时间和孩子在一起的父亲会在工作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同时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会降低。”
专注家庭社会学的美国当代家庭研究会（Council of Contemporary Families）的一项报告指出，在购物、洗衣、清洁等一系列的家务活动中，洗碗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是最大的。妻子洗碗越频繁，对两人关系的抱怨越多、越容易起争执，甚至性爱质量都会连同下降。而且当妻子到朋友家里做客时，如果看到有男性帮忙洗碗，对于自身关系的评价也会降低。
报告给出的原因是，洗碗这种家务成就感最低，也难以获取对方的赞扬，况且处理食物残渣真的非常恶心。即使现在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务（美国男性平均每周做4小时家务），所做的大多也是倒垃圾、洗车这种“力气活”，洗碗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还是女性承担。
而如果男性能够主动洗碗、或者两人共同承担这项工作，夫妻关系质量将会有很大改善。
对于试图打破常规的千禧一代父母来说，一项研究表明，当父亲承担同等份额的家务时，他们的女儿不太可能把自己的愿望限制在传统的女性职业上。
《自卑与超越》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家庭责任的论述：在理想的婚姻中，男主人供给金钱只不过是家庭中分工合作的结果。有许多父亲利用他们的经济地位作为统治家政的办法。在家庭中不应有统治者，每一个能形成不平等的因素都应该设法避免。我们的文化过分强调了男性的优越地位，结果，使得女性被置于低下的地位。如果家庭生活是真正和谐的，那么谁赚钱或谁应该负担家庭，都不应成为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激进女权主义者倡导的“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曾风靡欧洲，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即使是千禧一代的年轻夫妇，像小西一样为家务劳动“付费”的也寥寥无几，但它引起了人们对家务价值的思考。（配图来自Hey Mirza、Pew resear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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