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员自杀事件：从“拜金女”看亲密关系商品化

又一次，全网追杀一个害男人的女人。相关信息还在陆续发掘中，很多人已经主张这是一个刑事案件。

这压根不是什么刑事案。在滥刑滥罚已经时刻威胁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相应的一种社会奇观却是对强权加倍崇拜爱慕，动辄呼吁给各种被看不惯的人来个快意解决，这是十分危险的社会病。其间还有一些煽动者，流氓假仗义，消费死者兼消费大众的厌女症。

这个事件里没有有组织犯罪，但有套路。他们双方相识之初曾“交换经济信息”，那一步其实很关键——女方晒出别墅照片暗示自己高价，男方当即表示“我也买得起”，这不仅是在显示经济实力，还是应战一般，承诺可以满足女方的金钱欲。

他们只是当今亲密关系商品化中的世俗一对。所谓亲密关系商品化，就是以金钱来衡量和交换情感的全员节目，其深入人心的历史其实很短。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将金钱协商从谈婚论嫁扩展到从追求到恋爱的漫长过程。第二，以金钱为情感的载体，通过花钱推进关系及解决矛盾。第三，追寻一系列以浪漫为名，花钱为实的仪式，从过情人节、纪念日到求婚。第四，流通各种浪漫爱专用商品，例如玫瑰，口红，戒指，巴厘岛婚礼。第五，炫耀与比较的文化，“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可以公开展示、公开可见的爱情”，从社交媒体上秀恩爱的日常到结婚仪式所营造的一生一高潮。

“为什么我的男朋友不像别人一样，省吃俭用给我买东西？”最早在微博上看到这样无辜的提问，简直感到揪心，无法理解女生理所当然把享受恋爱建立在对男人的克扣之上。后来我才知道，男人有100块给自己花90块才是真爱，这已经是通行的真理，在各种节日与仪式上慷慨与否更是关键的考验，制造了无数爱与性的陶醉，或者矛盾甚至分手。而且可以直接就是钱，赤裸裸的钱，因为微信和支付宝实在方便。有人说，解决恋爱矛盾的必杀技就是打钱，天天打！

也看到一位男士讲述自己网上相亲遭遇职业骗子，从第一次聊天起，就以各种名目被直接要钱。发现被骗后他说，他并不觉得女生财迷有问题，因为以前谈过的女朋友也是这样，不断要钱。这位男士直言想找个漂亮女朋友，自己个子矮，但有收入高的优势……

苏享茂和翟欣欣玩的不也是这一套？我不是说她与看重口红与玫瑰的小家碧玉们没区别，我是说，她们都在亲密关系商品化的光谱上。其实，这简直是对女性的一种赋值，在男权社会将女性的性与情感视为对象物的前提下，她们将被动的物化翻转成主动要价，由此掌握亲密关系的意义与标准，也预收对被背叛和被抛弃担忧的保障金。在她们短暂的因性魅力而享有的性别红利期内，钱充当了平衡男女权力关系的砝码。

所以，还是如何式凝所说的：没有百分百驯服的主体，每个人都在反抗。但是，若将在亲密关系中要钱视为一种反抗，必须加上一个注解，那就是，绝不是所有的反抗都具有社会变革的意义，反而其中很多也是在既定框架下的权力实施，例如受虐的母亲打孩子，或者“美女硕士”操控一名身高一米六的程序员。

苏享茂的哥哥说他太傻才相信翟欣欣会喜欢他。可是在这个社会的通行规则里，这并没有不可能，只要他用金钱表达的“真情”足够，也未必不可能青蛙变王子。而另一方面，和男人二元对立的，对女性情感表达的期待，是忠贞、绑定和依附的心理和行为。翟欣欣就这样给苏享茂挖了坑，刚认识三天就说出“我愿意给你生孩子”——这是一种女性自我奴化的语法，然而正因如此，它才是最“动情”的表白——表示将为这个男人投身于婚姻制度所安排的女性义务。

如果他们能像绝大多数人一样在某个价码上最后交易成功，那生活就将开始展开其平庸和令人失望的面向，对女性来说。“进入婚姻关系之中，却因为父权体系的安排与性别意识型态的运作，让‘正常’的已婚‘好’女人逐渐居于下位，受制于僵化性别分工模式以及无止尽的情感劳动之付出，让亲密关系逐渐成为一个压迫的牢笼困住了生命的发展活力。”权力关系重新回到男强女弱，男人几乎注定是最后赢家。

但是翟欣欣不一样，她是所谓“坏女人”，不守规矩。她的物欲无止，心理和情感上也不驯服不归属。苏享茂在遗言中说：“一个多月的婚姻期间也无出轨、暴力行为，但我失去了对她喜欢的感觉。关键她爱撒谎，极有心机，让我觉得有种恐怖的感觉，这点跟以前她到我老家时完全不一样，我现在才知道心机婊有多可恶。”

这里的“极有心机”，实际指的是指她在婚姻中仍保持自我中心。他厌恶是因为她无情，恐怖是因为她强硬，他失望不是因觉察到婚姻的交易真相，而是因为这种交易没有换来他想享受的女性给予。有人用“骑虎难下”形容他的处境，挺准确的，或者他像一个股市暴跌中的散户，那种一次次割肉都无法摆脱困境的惨痛体验可以是十分躯体化的。

在这个男权社会里，他的死绝对是一个意外，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多文章，解释程序员这个男性群体为何特别脆弱。被男人骗、打、害得自杀的女人比比皆是，大多也只能得到在某个微博评论里被讲一讲的位置。即使是被同情，那同情的消极伤感腔调也是在暗示：这就是女人命。而男人——真的，男人总是被这个社会关怀痛心，女人比不了的。这么多人因为他而愤怒，要进取地去惩戒坏女人，恢复正义——这个正义不是女人不能要钱！而是要了钱之后要得体相应地用她的女性资源——性、情感、生育、照顾，来回报。

人人都感到翟欣欣十分危险，要阻止她制造新的受害者。“拜金女”如同男权社会中的无名肿毒，艳丽溃烂，必得下狠挖除。然而也许这是挖不掉的，异性恋关系从交易到战争及其难免失控，在恩格斯所说的家庭与私有制起源，妇女遭遇“历史性的失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被交易的女人价值所在只有价格。

但是过往掌握交易权的是双方家庭，所以，亲密关系商品化的前提之一，必须是女性个体自主性的一定提升，她们从父权家庭和贞操观中一定程度地解脱出来，自由地与男人结交周旋。但是，背景还是妇女的失败，尤其是在这个时代严重却无人在意的经济平等的丧失和无望。从毕业入职的开始，男女的平均工资就有了区别，然后是持续的分性别遭际：女性遭遇种种性别惩罚，而男性开始逐步兑现性别红利。当然，不是没有女强人和女富二代，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男女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并且看似没有停止的可能，这是一个总体性的事实。是男人先占有了做买家的权力，女人才需要发展如何卖得更好的心机——为什么“算计”多是女人对男人，因为女人不拥有资源。

而且如上所述，这是一个被性别规范监管的市场，在不会要价的“傻女人”和要价过高的“坏女人”之间，女人既要懂得保护自己的利益，又不能过于贪婪和公然不守贞。须知“坏女人”是会被男人和女人一起讨伐的——当他们一起指出翟欣欣不值那么多钱的时候，他们都为所捍卫的同一个市场“公平”投注了基于性别的利益。这是异性恋制度最可怕的地方：男女相互压迫，又互有欲望和利益共生，这个制度总是在被指望着，有人被遗弃，但几乎没有人能退出。

通过对一个男人的祭奠和对一个女人的声讨，异性恋制度的分性别道德规则再次被伸张，迅速修复了由一个意外的女性胜利个案造成的小小创伤，这是一项自发的集体工程。人们感叹、愤慨和抒发，情感也得到了舒畅。我这样说并非不同情苏享茂或者赞成翟欣欣的举报勒索。异性恋制度正是在无数次对恩爱男女的善良祝福，以及相反对渣男贱女的千夫所指当中，在与美好和正义感的偷偷捆绑中被道德化和自然化的，既然如此，要革命就应当停止从众的道德。

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者不站似乎那么明显的道德立场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就是不随手赞助对“拜金女”的谴责。但这还不够，也不是要回避什么问题。敢于将马蓉翟欣欣和那几个男人当作时代症候的承载，女权主义从性别入手的批判一定是不可缺少的社会声音。

以及，怎么才能终止和挽救所谓妇女的失败？今天女权主义的行动社群在这个课题面前堪称螳臂当车。在这时代的洪流面前，在2017年，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不守规矩的女人——除了翟欣欣那种——的存在就非常重要，说明女人不驯服的力量始终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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