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特·史德耶尔：让人看得见，才是艺术的职责

Jessie Z｜编译

为什么买家把艺术品作为货币的替代品，将这些东西像金条一样藏在自己的保险柜里？对于一些具有争议的企业和政权拿当代艺术给自己做形象公关的行为，有什么措施可以采取？模糊的监控摄像画面和抽象艺术之间有什么关系？

柏林艺术家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在她的新书《免税艺术：星球大战时期的艺术》（《Duty Free Art: Art in the Age of Planetary Civil War》）中，对今天的视觉文化和艺术市场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在这本书中，艺术家和电影工业相互勾结，形成了一条从战场到银行金库到双年展的循环轨迹。

书的标题就一语双关。在英语中，duty有两种含义：职责和税。所以duty free 既可以指“免税”，也可以指“去掉职责”。首先，作者讽刺地说，因为艺术品价格昂贵，自然免不了被强加以投资品的职责。其次，艺术品还必须“表达”点什么，是传达社会和文化讯息的某种记号。

当然，对于“艺术的职责”，作者是持有不同观点的。她认为，艺术品应该总在那里，被人看得见，而不是被锁在保险柜里，作为价值连城的货币等价物。免除这些保值投资的“职责”才能挽救艺术的职责。几年前，她自己的一个作品被藏家锁在一个免税港的仓库里，她气愤地公开反对。还报复性地把花盆做成免税港仓库的样子，在里面塞满了粪肥。

2014年伦敦ICA的一场个展，和她的这本书一样，充满了密集的思考和幽默感。从很多作品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她也是骂人不带脏字的高手。2013年阐释视频监控的视频标题是“如何不被看见：一个操蛋的说教装置”（How Not To Be Seen: A Fucking Didactic Educational Installation）；另一个关于机器人和战争的作品则是：见鬼，我们都她妈的会死（Hell Yeah We Fuck Die）。

黑特·史德耶尔对于当下全球化、数码化的情境无疑是最明锐的观察者之一。她的创作描述了图像不寻常的精确性、流动性和相互性——不同用户如何生产、解读、转译、打包、运输、消费它们。

《如何不被看见》利用加州沙漠中军队使用的大量照片，指导如何在数码监控时代避免被人看见的。建议中包括缩小到高精卫星监控无法探测的像素之下，或者用绿屏技术消失在购物中心的墙壁中，或者成为50岁以上的女性。

在《免税艺术》中，艺术家问道，是什么让国际艺术体系维持运转：“把各种理论简单粗暴总结一下就是，当代艺术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互联网、双年展、艺术展、平行的亚文化历史和收入差距，再加上不对称的战争、房地产投机、逃税、洗钱以及没人管的金融市场的产物。”

无怪乎没人再愿意参展。聪明如史德耶尔也会中招。不久前，她被邀请参加一场中国展览，组织者很有声望。然而直到收到开幕邀请函那刻，她才发现，这个展览是由德国一家最大的国防企业赞助的。她和同事因此为所有参加展览的艺术家们拟定了一份协议书，推掉了一部分的职责，给了组织者和机构。

对于史德耶尔和其他艺术家而言，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系统，那么开拓相似领域、继续产出作品的迫切性就更强。正在伦敦举行的Contra-Internet展上，艺术家扎克·布拉斯(Zach Blas)把互联网表达为“一种整体性，就像资本主义，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他问观展者能否想出其他定义。扎克·布拉斯研究“网络女权分子”，后者把1990年代的互联网看作是“女性解放的机会”。在展览中，这被借来用于想象当前网络控制、压制和监控之外其它可能性的思维范式。

Contra-Internet的核心作品是《佳节 2033》（Jubilee 2033），是一个借鉴了英国导演德瑞克·贾曼1977年电影《佳节》（Jubilee）的视频作品。后者想象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来到1970年代的伦敦，遇到了一个虚无主义者Amyl Nitrate。在《佳节 2033》，加拿大演员Cassils扮演了一位未来版的看不出性别的Amyl Nitrate，生活在一个缺少秩序感的未来。在电影中，伊丽莎白一世拜访了现代英国，但在布拉斯的版本中，美国小说家和哲学家安·兰德来到了硅谷，见证了奉其思想为圭臬而建的硅谷世界。

一些人认为Contra-Internet是一场关于技术的展览，但布拉斯否认了。她说，Contra-Internet提出了质疑，尤其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人们的自我形象建构。它也质疑了构成硅谷文化的那些哲学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软件。

史德耶尔丰富运用了各种网络语言，从使用ps过的照片的聊天室马甲，到推特上使用政治标签和毫无逻辑的政治水军们。要将这个世界看作全然“虚拟”并与现实无关，将是巨大的错误。正如书中提醒我们的，每件事都在“网”中。

史德耶尔援引制片人让-吕克·戈达尔（Jean Luc Godard）的话，解释“古怪”的冲突——对新闻媒体提供的真实的制衡。“我认为艺术的作用，”她说，“是调查人们理解事物的方式——人们用来看事物的镜头。在冲突中，这些镜头往往是非常标准化的，非常刻板的。”

史德耶尔描写了一种现象，她称之为“垃圾时间（junktime）”，当代人那种注意力无时无刻不被分散的状态，这种状态也对我们接受的信息进行了过滤。占用了垃圾时间的那些事物——电子邮件、Instagram、Snapchat——让我们的眼睛在不断闪烁的图像之间转换，却没有时间来正确地思考和提出质疑。

阿法瓦多·加尔(Alfredo Jaar)也通过自己的作品描述了这样的状态。他用冲突感极强的照片强迫人们从垃圾时间中脱离出来。在作品《阴影》中，他利用摄影师Koen Wessing在1978年尼加拉瓜内战中拍摄的一张照片，将背景调至全黑，痛苦的人物调至最亮的白色，然后用灯光把剪影胡乱地投射到参观者的视野所到之处。加尔认为“更好地看见和帮助人们更好地看见”是艺术家的责任，不给结论，只是更聚焦于提问。

和加尔一样，史德耶尔有和监控、网络宣传有关的亲身经历。1998年她得知童年玩伴Andrea Wolf “ 作为PKK成员在土耳其被杀。”从那时起，史德耶尔就频繁到访南部土耳其和叙利亚北部。她创作了多部和Wolf的故事有关的作品，并很快看到这种情况其实更多的是全球发展的征兆之一。

在《免税》中，她讨论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摧残。只有经历过冲突的艺术家才能创作这样的作品？她笑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走进战火中。被枪打中不会让人变得更聪明。但我想告诉大家问题的关键是，冲突离我们启示并不遥远。难的是，怎么把这些冲突展示给生活在看不到冲突的地方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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